《萬歷十五年》
明萬歷十五年，即公元1587年，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。作者以該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，抽絲剝繭，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驗和教訓。作者黃仁宇以其“大歷史”觀而聞名于世，本書中這一觀念初露頭角，“敘事不妨細致，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”。《萬歷十五年》自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以來，好評如潮，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廣泛的影響。
這本《萬歷十五年》，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，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。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，就可以保證沖突既開，恢復故態決無可能，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、創造歷史的機緣。

《萬歷十五年》
黃仁宇 （1918-2000），生于湖南長沙，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。抗日戰爭爆發后，先在長沙《抗日戰報》工作，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，1950年退伍。其后赴美攻讀歷史，獲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學位。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。參與《明代名人傳》及《劍橋中國史》的集體研究工作。

《萬歷十五年》
《長安的荔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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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萬歷十五年》
    公元1587年，在中國為明萬歷十五年，論干支則為丁亥，屬豬。當日四海升平，全年并無大事可敘，縱是氣候有點反常，夏季北京缺雨，五六月間時疫流行，旱情延及山東，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，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，但這種小災小患，以我國幅員之大，似乎年年在所不免。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，也就無關宏旨。總之，在歷史上，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。
    
既然如此，著者又何以把《萬歷十五年》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？
    
1587年，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。當年，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。這些事件，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，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，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。其問關系因果，恰為歷史的重點。
    
由于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，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。
    
這一年陽歷的3月2日，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。天氣雖然不算酷寒，但樹枝還沒有發芽，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。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，大街上卻熙熙攘攘。原來是消息傳來，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，文武百官不敢怠慢，立即奔赴皇城。乘轎的高級官員，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；徒步的低級官員，從六部衙門到皇城，路程逾一里有半，抵達時喘息未定j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。
    
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，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，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，也就以為確系舉行大典，因而未加詢問。進大明門即為皇城。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，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，既無幾案，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“大漢將軍”也不見蹤影，不免心中揣測，互相詢問：所謂午朝是否訛傳？
    
近侍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，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，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。驚魂既定，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：這謠傳從何而來，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，實在令人大惑不解。
    
對于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，萬歷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。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，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。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，一道圣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，大意是：今日午間之事，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。禮部掌擬具儀注，鴻臚寺掌領督演習。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，決無在儀注未備之時，倉卒傳喚百官之理。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，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。既未阻止，即系玩忽職守，著從尚書、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，并仍須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訛傳具奏。
    
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，于是只能回奏：當時眾口相傳，首先訛傳者無法查明。為了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，皇帝把罰俸的范圍由禮部、鴻臚寺擴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。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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